论李商隐的咏嫦娥诗
赵红
内容提要 李商隐的咏嫦娥诗数量虽不多，但意蕴却极为丰富和独特。诗人不仅对闭守月宫孤寂而凄楚的嫦娥深表同情，同时又赋予嫦峨高洁出尘的品质，借此寄托自身的爱情追求和身世感慨。
关键词 李商隐；嫦娥；感慨；寄托
李商隐的咏嫦娥诗[1]就数量而言，在唐宋时期的诗人中也许不是最多的，[2]但肯定是意蕴极为丰富和独特的。诗人秉承了古典诗歌中对嫦娥形象的书写，赋予嫦娥以孤寂、惆怅、凄楚的审美特征和超逸出尘的美感价值外，更在吟咏过程中倾注了对女性命运的强烈关注和对自身遭际的深切无奈。[1]这种浓得化不开的幽幽情愫，外化为李商隐笔端对嫦娥本身高洁脱俗性情的赞美和对自己寂寞凄凉处境的怜惜，以及以嫦娥为隐喻表达出的对爱情的追求和对身世的感慨。
不论是罗隐《咏月》诗中对嫦娥孤栖生活的描写，“嫦娥老大应惆怅，倚泣苍苍桂一轮”，还是陈陶《海昌望月》诗中对嫦娥独居心态的揣测，“孀居应寒冷，捣药青冥愁”，唐宋文人虽然都在作品中以多彩的文字对嫦娥月宫中的孤独悲凉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但他们更多的是作为局外人来看待嫦娥，对其进行静态的表现。尽管有时也会触及到嫦娥内心情感的波动，不过，外在形象的塑造始终是关注的重点；并且，嫦娥一直与捣药、倚桂、耐寒等特性相伴李商隐诗歌英译，还没有完全脱离神话较为原始的窠臼。
真正改变这种有距离感的咏嫦娥模式，将嫦娥作为独特的意象符号而赋予其丰富内涵的是李商隐。在他的诗作中，嫦娥是美丽而多情的仙子，“尝闻宓妃袜，渡水欲生尘。好借常娥著，清秋踏月轮”（《袜》），曹植《洛神赋》中“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2]（P191）的洛水女神也无法比拟嫦娥的美丽绝尘，诗人忽发奇想：设若将宓妃的凌波之袜借与嫦娥，她一定会更加轻盈、飘逸。嫦娥冰清玉洁、仙姿绰约，“姮娥无粉黛，只是逞蝉娟”（《月》），嫦娥品性高洁、不同流俗，“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霜月》），这种描写不仅超越了对嫦娥外在形态的客观展示，更着意于对其内在精神的主观表现，李商隐笔下的嫦娥被赋予了更多人性人情的美。“宝婺摇珠佩，嫦娥照玉轮”（《七夕偶题》），是无私地把清澈的银辉洒向人间，带给人们无限美好的想象，“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是温暖地把关爱的月辉赠与梅花，体贴地抚慰着它的落寞与寂寥。诗人是将嫦娥作为现实庸俗、丑陋的强烈对照来塑造和描绘的。尽管身在寂寞的广寒宫阙，处境孤孑，可是冰肌玉骨的绝代佳人却向往美好，向往自由，有着独立而执著的追求，然而又不得不忍受“高处不胜寒”的永恒的孤独凄冷，而这种对孤独与惆怅的恒久忍耐，本身就体现着对世俗丑恶的有力反叛。这样具有超逸出尘之美的嫦娥寒空衣薄，凄神寒骨，跳脱了男性玩赏的目光，而突出了不可亵玩的仙风道骨。李商隐很少以直接笔法正面描写嫦娥的容貌、服饰和器物，却分明让人感受到人物的风神气韵，透过此超逸的嫦娥形象，可以真切触摸到创作主体深隐的心绪。
李商隐对爱情深切婉曲的心性和泣血神伤的情感，在唐宋时期的诗人群体中是独一无二的，当残酷的现实使诗人饱尝爱的忧伤，在虚幻的世界中描绘飘逸迷蒙、清丽脱俗的仙子以倾泻心中的爱怜和眷恋，就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而嫦娥意象无疑是诗人情有独钟的。那“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无题二首》之二）的痴情，那“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的悲凄，那“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之二）的痛苦，那“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之一）的忧愤李商隐诗歌英译，一气贯注于心中的嫦娥、笔端的嫦娥，于是嫦娥悠远的神思、秀逸的情韵和伤感的心理就成为诗人自身形象的真实再现。
李商隐一生有迹可循的爱情经历有三次，其中第二次是与玉阳山修道女冠宋华阳的两情相悦，这场一开始就注定了要以不幸的悲剧结局告终的恋情，并不因为有情人难成眷属就削弱了诗人爱的真挚和热烈程度。“月姊曾逢下彩蟾，倾城消息隔重帘。已闻珮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楚宫二首》之二），道教的清规戒律、世人的冷眼热议，就象一道道无情的屏障将爱人生生分离，将爱情重重阻隔，明明近在眼前却如远在天边，咫尺而天涯的无尽思念深深折磨着细腻、多情的诗人，清脆的珮响、悠扬的弦音只能加重独自憔悴、凄清无托的揪心之痛罢了。“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以窃药奔月喻凡人学道之举，男女道侣间相互失通消息，恋爱与求仙实难两全，那看似轻薄、精光夺目的“水精帘”却重有千斤，正是隔绝不通的象征。宋华阳姊妹不正是人间的月里嫦娥？冷艳而孤独，近在眼前却无法碰触，佳夜良宵不得与朝思暮想的爱人共赏明月，只能空守灵都观中任华年消逝、玉颜苍老。其情何堪！所以当银河迢遥，挚爱之人只能深埋心中化为刻骨铭心的思念时，诗人就在漫长的岁月里写下了一首又一首以嫦娥为咏的诗作来寄托爱情的离别和相思的痛苦。“星娥一去后，月姊更来无。寡鹄迷苍壑，羇凰怨翠梧”（《圣女祠》），“不见姮娥影，清秋守月轮。月中闲柞臼，桂子捣成尘”（《房君珊瑚散》），面对凄冷可伤的景致，深切的哀怨缠绵与谁能共？遥想夜中独自耐冷的嫦娥，只有她才能与诗人内心的痛苦渊源相契，深情更通过人情味浓厚的细节体现出来：即使已经闲置不用的柞臼，仍能令人想起嫦娥辛苦捣药的情景，那寂寞的时光和似乎永不变更的岁月，那看似仙宫、实则牢笼的环境，又是怎样伴随着青春永驻的月姊周而复始地把桂子一次又一次捣辗成尘的呢？诗人其心其身都完全沉浸、融化在对爱人的思念与向往中了。李商隐心中对月中仙子所怀有的纤细之情、朦胧之爱，是源于自身经历爱恋而不可得之后内倾性的心理和情感的抒发，嫦娥形象带有的孤独、凄艳、感伤与无奈，正与诗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的隐曲心绪契合，对嫦娥有赞赏，有同情，更有默契与惦念，这正是诗人回味爱情的残屑聊以自慰的方式。清爽美丽的嫦娥在现实的冰冷中给诗人以温暖，而诗人对她种种细腻、眷恋的情愫，也使一颗焦虑、创伤的心感到些许慰藉而得以慢慢平复。
如果将谢庄《月赋》中“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中的嫦娥与李商隐诗作中的嫦娥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义山所塑造的嫦娥形象已经不再仅仅是孤芳自赏的月中女主，而更像是一个有血有泪、风情万种的月宫美人。这种进步的变化一方面要归功于诗人运用意象时创造性的改造和发挥，使嫦娥摆脱了简单的原始意义而得到诗人想象的丰富，使其具有了多种象征和表达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李商隐常常不是置身于意象之外来写嫦娥的，而是将其内化于自我之中，诗人与嫦娥是水乳交融、合二为一的。
李商隐生于晚唐末世时代，从曾祖父、祖父到父亲三代皆以疾早逝，幼年时又遭逢两姊相继亡故，中衰的家道与早孤的身世给诗人的心灵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的悲剧性处境积淀了其内向、敏感、哀伤的个性气质，郁积在心头的沉重压抑感和孤独无依感挥之不去，“古人常叹知己少，况我沦贱艰虞多”（《安平公诗》）的悲凉情绪时刻笼罩着他。这样的不幸遭际促使诗人产生了强烈的要通过科举及第以重振家道的愿望，然而当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成为牛李党争最具悲剧色彩的牺牲品时，诗人被排挤于“殷鲜一相杂，啼笑两难分”（《槿花二首》之一）的尴尬境地，不仅要承受政治上的猜忌和歧视而屡遭贬抑，沉沦下僚，人格也受到极大的诬毁却不能剖白。种种打击和不幸使得李商隐深深咀嚼着、品味着人生的孤独与寂寞，借嫦娥之咏来倾泻“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政治抱负和命运悲慨，是诗人抑郁失意中的情感寄托。“草下阴虫叶上霜，朱栏迢递压湖光。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断肠（《月夕》），一面是霜叶下秋虫的凄切悲鸣，一面是朱栏内连绵的热闹繁盛，两相对照有天涯漂泊、冷暖自知之感，诗人自己处境凄凉可怜却仍体贴着月宫里孤寂的嫦娥，正所谓同心相应、同气相求。
“姮娥衣薄不禁寒，蟾蜍夜艳秋河月”（《河内诗二首》之一）表达了同样的关切情意。《嫦娥》之作最能体现李诗“寄托深而措辞婉”[3]（P74）的特点：“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首二句描绘嫦娥永夜不寐的情景：室内，幽微的烛光在云母屏风上投下深深的暗影，越发显出居室的空寂清冷，透露出嫦娥长夜独坐中的黯然心境；室外，银河逐渐西移垂地，就连能够给不寐者稍微带来一丝遐想的隔河相望的牛郎、织女也即将消失。而那点缀着空旷天宇的寥落辰星，仿佛默默无言地陪伴着一轮孤月，也陪伴着孤枕难眠者，可是现在连这最后的伴侣也行将隐没，嫦娥的心似乎也随之慢慢沉沦下去。尾二句以“碧”、“青”的冷色调修饰广袤无边的“海”与“天”，把嫦娥只身孤影推到如此浩瀚空旷的寂寥长空之中，怎能不叫人从心底生出一种孤单荒凉的寂寞感，更何况这样的处境还不是一夜到晨，而是夜夜到晨的茕茕孑立。比之于其它三句对客观物象的描摹，“嫦娥应悔偷灵药”一句是直接表现诗人主观感情的，在李商隐看来，嫦娥所获得的长生不死、青春永驻也许并非是一件幸事，在那一片碧海青天中，没有欢声笑语，没有人间恩爱，即使是永恒的生命、不朽的容颜也敌不过经年幽居的哀怨的侵蚀吧，一个“悔”字使诗人孤清凄冷的情怀和不堪忍受寂寞包围的意绪几乎可以触摸得到。诗作以“嫦娥”为题，实际上呈现的正是李商隐的心灵独白。
要之，情感的无望与痛苦、命途的多舛与磨难铸成了李商隐哀怨而迷惘的心态，因此，在其咏嫦娥诗作中以月宫之冷、嫦娥之寒自喻孤孑的身世、相思的深情和坎坷的命运，其忧伤、凄楚的悲剧性心境与月中孤栖独宿的嫦娥在心理、情绪上产生了同命相连、惺惺相惜的共鸣。李商隐通过内心情感的自我反省和体验赋予了嫦娥带有其自身鲜明情感特征的形象和处境，而这种形象和处境反过来又自然触动了诗人的情丝，引起了诗人的牵挂，就在这种物我的观照中，李商隐诗歌中的嫦娥意象生成了一种人文关怀的功能，即她能在精神上带给诗人以温暖和抚慰，与此同时，嫦娥形象本身也因此得到丰富而获得了多重意蕴，因为诗人的嫦娥情结中凝结了种种的爱恨情伤，“他的现在与过去，快乐与痛苦，都进入了创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记录了他的秘密的渴望与最隐秘的情感，是他挣扎与失望的表露，是他情绪的出口，虽然他努力压抑，仍然畅流不止。”[4]（P2）
注释：
[1] 本文所引李商隐诗均出自刘学楷、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 据笔者粗略统计，李商隐诗中涉及嫦娥神话的作品有大约20首，是唐代诗人中取嫦娥题材入诗数量最多的一位，但宋代喜作嫦娥之咏的诗人很多，如陆游、杨万里、刘克庄等，还包括道士白玉蟾，他们各自咏嫦娥的诗词作品数量不在李商隐之下.
参考文献：
[1]何光超.李商隐诗中的“嫦娥”意象论析[J].中北大学学报，2006，（2）.
[2]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2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艾尔伯特·莫达尔.爱与文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资助金项目（234884）：嫦娥、界神话的文学移位及其文化意蕴。
[作者简介]赵红（1978-），女，辽宁沈阳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主要研究传统文化与文学、叙事文化学。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系，成都610041；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北京100875）
原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